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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筑设计课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
发布时间: 2011-09-14   来源:匿名网友投稿  转载自: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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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对建筑教育情况了解最深者,莫过于各大院校的教授、教师们了,在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系任教的邓智勇博士就是其中之一。针对建筑教育问题,邓博士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教学经验和切身体会,提出了关于建筑设计课教学改革的几点设想,希望能对当前条件下的建筑教育有所裨益。

邓智勇

建筑设计课是建筑学专业的主干课,课时多学分高,并且贯穿除大一、半年综合实习和毕业实习(其实,综合实习和毕业实习可看作是更专门更长时间的设计课)外的每个学期。可见,建筑设计课对任何一名建筑学的本科学生而言都是头等大事,不重视都不行。因此,建筑学整个课程的教学环节若要想改革又想绕开建筑设计课本身,根本就办不到。

我自己跟这门课的渊源尤为不浅。自从1987年进入清华本科学习后,我同每一个建筑学专业的学生一样,就对建筑设计课的学习有着深切的感受(如今思之,仍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花在这门课上的时间,超过任何其他一门课程;夸张一点说,把其余课程加在一起似乎都不如它。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进入了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三年后我又考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学习建筑设计,那期间生平第一次辅导本科生建筑设计。1998年毕业后我的工作关系随即到了北京工业大学建筑系建筑设计教研室,正式成为一名专职辅导本科生建筑设计的教师,教建筑设计课成了我真正的本职工作。一教就是7年半。这7年半中我教了几乎各个年级。2005年考入清华母校后我离开工大,成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的一名博士生。在清华3年中,有半年时间是作为建筑设计教研室的老师,给本科生上建筑设计课。2008年毕业后我来到交大建筑与艺术系的建筑理论教研室;尽管主要工作是给本科生上建筑历史课,以及给研究生上一些相关课程,但在2009-2010年的春季学期,还是与建筑设计教研室的另三名同事一起给二年级的同学上了半年设计课。

无论在高校还是在设计院,无论作为学生或者老师,或者职业建筑师,无论在清华、北建工、北工大还是北交大,二十多年来有个问题始终困绕着我:建筑设计应该怎样学怎样教?

建筑设计课是培养学生设计能力的课,这毋庸置疑。但如何评判设计能力?或者说什么样的设计叫做好?什么样的设计叫做差?这其实是个真正的问题。当今国内高校包括清华、交大在内,其建筑设计课的课程设计、安排、上法甚至作业名称等,几十年过去了,竟然无甚变化。大家都在埋怨,包括设计单位乃至高校自己在内,都说目前这种方式有问题;但都“岿然不动”。为什么?思考多年,窃以为根本还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即通过我们的教育环节而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设计素质,这样的学生才能评判为在设计能力上优秀?一直以来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大家都以为自己很清楚,以为不用问。

要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顺藤摸瓜一下,看看我们的学生毕业后不改行的话在建筑设计的领域会干啥,就不难令其水落石出。

解放后改革开放前,准确一点,其实是WTO以前,99%的学生要想本色本分地扮演设计角色,即不算那些在甲方或根本无所谓甲方乙方的“单位”的基建处偶尔做点小设计等在内的话,就只能老老实实呆在设计院。计划经济下的设计院跟解放前的建筑事务所或者同时期海外的事务所根本不同;在这套苏联特色的体制下,建筑设计完全摈弃了个人色彩,设计人只能是设计院这个抽象的集体,而不是某某建筑师。当时的建筑方针为“适用、经济、在可能的情况下注意美观”。这一方针与2000年来公认的罗马的维特鲁威的标准“坚固、实用、美观”相比,少了“坚固”(难怪我们的房子在地震面前那么弱不禁风),美观也是很有条件的、因而十分次要的。即使把美观当回事,比如国家级的形象工程,在当时浓烈的意识形态下,建筑的美丑被树立或假定为一个没有争议的标准;当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设计院的建筑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多数时候都闲着,在不闲着的大多数时候,建筑师的工作因此就只能是按部就班,只能按照各个地方的标准和范式来完成图纸,就像一条毫无创造力的流水线中的一份子。严格说来,那时候的建筑师更像工程师;其实连工程师都不如,工程师起码还要解决技术问题,而社会主义的建筑师所从事的工作无甚技术含量。培养那个时代的未来建筑师其实就是培养学生的画图能力、掌握相关知识而已,其目标就是听话的匠人或者一个大机器里的一颗颗螺丝钉;这样的工作就变得很简单、很没有争议、很容易固定为一个套路。为应付将来少得可怜的“形象工程”的机会,学生也要适当地培养一些美术能力;其实也只是被灌输一些被树立的标准和起码的画画的能力而已,因为你至少得按照透视法则把建筑方案在二维的图纸上展示出三维的错觉,以模仿将来建成后的照片效果。而如此审美的培养也没有太多争议,因为如此形而下的技能的培养没有争议,形而上的“民族的形式”也没有太多争议,即使有争议也被最终裁决为某种认定的标准;毫不奇怪,我们的先辈梁思成们的悲剧就上演了。但是,若从最终所需的培养目标来评判培养的过程和方式,应该说,那个时代各个高校的建筑系都是成功的。之所以说各个高校,因为中国国内的高校从解放后严格讲从院系调整后的各校建筑系就变成了一个模式,尤其跟海外各国或同一国的各校相比;它们的高校是独立的,教学计划是自由的,因而各校的情况可能差别很大。这是整个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不能谈太多。

责任编辑: 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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